青海可鲁克湖-托素湖发现大红鹳

正2013年11月12日,在青海省海西州可鲁克湖-托素湖自然保护区可鲁克湖西南岸入水口区域(37°15'07″N,96°51'06″E,海拔2 803 m)监测到小群大型涉禽。根据保护区工作人员监测记录,11月12日有7只停留于此,其与斑头雁(Anser indicus)、赤麻鸭(Tadorna ferruginea)相伴。11月16日记录到3只,并捡到1只缺少头颈的死亡个体(标本现存于青海省林业厅),11月19日1只迁飞,后2只于11月27日飞离,共停留16 d。现场拍摄到的影像     

中国地级区域高质量发展格局与影响因素

高质量发展战略对中国生态经济系统的运行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对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侧重经济子系统,对生态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分析相对薄弱,且缺乏省级以下中微观尺度的分析。从经济质量、创新潜力、环境质量、生态安全、人民生活和城乡协调六个维度解析了高质量发展内涵,搜集了全国306个地级区域2018年的数据资料,构建地级区域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算了地级区域高质量发展指数,揭示了区域格局,考察了影响因素,识别了问题区域,并提出了发展质量提升策略。研究表明：(1)高质量发展指数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和长江流域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东北地区和黄河流域发展水平相对较低。(2)经济质量、创新潜力和人民生活指数的均值相对较低,是高质量发展的薄弱环节。(3)高质量发展水平受到自然环境适宜性、城市等级和人口集聚、投资水平、交通区位、数字经济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且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4)识别出8大类174个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地市,分布在26个省区,在黄河流域和东北地区相对集中。最后,从制度建设、全国层面和具体区域层面探讨了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路径,可为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提供科学参考。     

云南迪庆州传统藏药雪莲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对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传统藏药雪莲资源及其利用的状况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发现该地区雪莲植物共有22种及1变种,市场上常当作商品出售的有5种。雪莲每年的贸易量达到55000kg,而且资源利用方式落后,已经造成雪莲特别是二年生的雪莲个体数明显减少,严重威胁了这些物种的生存。依据调查结果,建议提高人们的保护意识,控制雪莲的采集量、限制一年生雪莲采集的时间以及禁止多年生雪莲的采集。     

大理地区传统药材集市的现状及特点

滇西北大理地区位于茶马古道上,处于白、汉、藏文化交汇区域,集市作为三民族生计互补与文化传播的中心,从古至今都有茶马交易与药材交易.现今受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西医药文化的强烈影响,该地区的传统药材集市是否仍是白、汉、藏民族药材交易及相关医药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传统药材集市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本研究选取大理地区三个重要传统药材集市,从集市的药材经营和交易情况角度进行民族植物学调查.调查发现,现今传统集市上的药材交易仍为三民族交流的重要部分,各民族在其中表现的相关民族植物学知识不同.三民族在药材经营者人员分配的习惯制度上有差异,在所出售药材的种类与处理方式上不同.传统药材集市上呈现出的多民族交流,白、汉、藏民族间的差异而非趋同化特点,说明各民族间的相互需求关系,体现大理地区传统药材集市存在对白、汉、藏民族交流的重要性.本文最后讨论了该地区传统药材集市现今仍然存在的自然性和必然性,并提出不需要刻意对集市进行保护的观点.     

Survey of the vectorial competence of ticks in an endemic area of spotted fever group rickettsioses in Fukui Prefecture, Japan

The prevalence of SFGR in ixodid ticks in the Mt. Arashima-dake area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Fukui Prefecture was surveyed, because of strong suspicions that the first case identified in this Prefecture had become infected with R. helvetica in this region. The ticks identified consisted of three genera and six species; I.ovatus, I. persulcatus, I. monospinosus, H. flava, H. japonica and D. taiwanensis. Of all 222 ticks collected, only I. monospinosus ticks (8 of 32 examined) were positive for SFGR isolates, which were genetically identified as R. helvetica. Ticks (157 of all 222) positive for SFGR-DNA fragments consisted of I. monospinosus (14 of 32), I. persulcatus (11 of 55), I. ovatus (3 of 38), H. flava (5 of 21) and H. japonica (2 of 9). Of these, thirteen I. monospinosus, eight I. persulcatus, three I. ovatus, two H. flava and one H. japonica were identified by nucleotide sequences as positive for R. helvetica. DNA fragments from three H. flava and one H. japonica showed greater homology to R. japonica than to R. helvetica or R. asiatica. The present results indicate that it is most likely that the vector tick of R. helvetica infection in Fukui Prefecture is I. monospinosus.     

基于SSR标记的黔南茶树种质资源DNA指纹图谱构建

以黔南60个野生茶树种质资源为材料,使用15对引物,通过SSR技术进行了DNA指纹数据库的构建。结果显示,所采用的15对引物共扩增出147个等位基因,有较好的多态性。位点的期望杂合度和多态性信息含量的变化范围分别为0.128~0.939和0.124~0.927,平均值分别为0.602和0.572。综合各项指标筛选出6对引物QNSSR01、QNSSR02、QNSSR04、QNSSR06、QNSSR18、QNSSR23上的23个等位基因用于黔南茶树种质资源DNA指纹图谱构建,60个茶树种质资源的SSR指纹图谱互不相同,可以作为各材料特定的图谱。研究结果为黔南茶树种质资源保护和品种创新利用奠定了基础。     

汉、藏、回族地区农户的环境影响——以甘肃省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

农户作为我国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与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已成为影响生态环境的最重要单元,当前急需理解农户的环境影响,并依此为依据找寻缓解环境压力的对策.以甘肃省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为研究区,以生态足迹作为测度环境影响的指标,利用入户调查资料,基于成分法核算了农户的生态足迹,对比分析了汉、藏、回族地区农户的环境影响,并利用STIRPAT模型分解了各因素对农户环境影响的作用.研究发现:(1)甘南州农户的人均生态足迹高于张掖市与临夏州,其中甘南州农户的人均草地足迹远高于张掖市与临夏州,而张掖市农户的人均化石能源地足迹远高于甘南州与临夏州;(2)3个地区农户对耕地影响的差距均较小,但对水域、林地、草地影响的差距都较悬殊;(3)农户的家庭规模、富裕水平、受教育程度、非农化水平是影响生态环境的主要驱动因子,扩大家庭规模、提高富裕水平将加剧对环境的影响,而提高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及非农化水平将减缓对环境的影响,但它们引起的环境影响变化速度均低于其自身的变化速度;(4)民族属性对农户的环境影响具有显著作用,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现有样本数据支持环境Kuznets曲线假说.     

驿路视角下的古代城湖分布探析

研究中国的历史名城常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多数历史名城往往会有湖泊相伴,如杭州西湖、南宁南湖、肇庆星湖等。这些城市湖泊与古代城市发展密切相关,但其与古代城市在历史发展之间的共振关系,还处在开放的研究之中。对其分布的结构性特征还未有结论。根据唐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正南线和东南线2条古代驿路结构主线,同时比对历史文献记载中中国古代的“城市—湖泊”系统的分布,进而初步形成一个结构性的认识。中国古代“城湖”体系的形成,与自唐宋起始的大规模地方州府城市的建设密切相关,同时亦是适应中国胡焕庸线以东南,以丘陵地貌为主的自然山水本底。这对于揭示中国古代城市近郊基于自然山水本底而营造的山水风景的历史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普洱市亚洲象栖息地适宜度评价

亚洲象(Elephas maximus)属于我国Ⅰ级保护动物,在中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普洱市的思茅区、澜沧县和江城县,以及临沧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普洱全境作为研究区域,利用野外调查数据,结合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运用生态位因子分析(ENFA)模型对普洱市亚洲象的栖息地适宜度进行了评价,并预测了适宜栖息地的分布。发现:普洱市亚洲象栖息地的边际值为0.991,表明亚洲象在普洱市境内对环境变量的选择不是随机的;耐受值为0.315,表明亚洲象在普洱市境内生态位较窄,受环境条件的制约。根据模型计算得到的栖息地适宜度指数,将普洱市的亚洲象栖息地分为最适栖息地,较适栖息地,边际栖息地和非栖息地4个等级,面积分别为409.32、574.32、2909.48、38722.32 km2。最适栖息地仅占全市面积的0.96%,而非栖息地占90.86%。利用GIS和Biomapper 4.0生成亚洲象栖息地分布图,发现普洱境内最适栖息地和较适栖息地面积狭小。对最适栖息地、较适栖息地和边际栖息地进行景观格局分析的结果表明,3种类型的栖息地破碎化均十分严重,连通度较低,栖息地内受到较大程度的人类活动的干扰。因此建议在普洱和西双版纳间尽快建立野生动物生态廊道,以加强亚洲象各种群间的交流。     

生态足迹方法:可持续性定量研究的新方法——以张掖地区1995年的生态足迹计算为例

生态足迹是一种定量测量人类对自然利用程度的新方法。通过跟踪区域的能源和资源消费,将它们转化为提供这种物质流所必须的各种生物生产型土地类型的面积,并同区域能提供的生物生产型土地面积进行比较,能定量判断一个区域的发展是否处于生态承载能力的范围内,介绍了生态足迹的概念及生态足迹计算模型,分析总结了生态足迹模型的优缺点等,在此基础上,对张掖地区1995年生态足迹进行了实证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1995年张掖地区人均生态字为0．34hm^2.